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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督徒學者:十字軍是基督教侵略戰爭?

基督徒學者:十字軍是基督教侵略戰爭?
編輯室 / 基督日報記者
2013年09月26日

 

 
作者:趙剛

傳福音時,「十字軍」( Crusade )是個軟肋。比較有文化的朋友,一說起十字軍的問題就來勁,往往讓基督徒語塞。

在普林斯頓大學( Princeton )一次有關「科學與信仰」的研討會上,幾位福音派思想家都在場,包括普蘭丁格( Alvin Plantinga )、麥格夫( Alister McGrath )等大將。因此,最後大家幾乎都沒話可講,似乎非接受基督教的觀點不可。但,有一個人在聽眾席站起來上說:「你們講的都很對。只是有一點:難道你們想回到中世紀,要產生十字軍;你想要這樣的一個社會嗎?」那幾位福音派學者竟一時回不上話。

對十字軍的歷史評價,立場上的差異可謂天差地別。天主教對十字軍有其解釋,只不過有時被人忽略;更正教也有看法。但有文化的華人大多不是從信仰的角度來看,而是從反基督教的立場來看。

倘若用基督教的思想來研究這段歷史,就會發現一些現象很有意思。比如,被稱為「中世紀修士楷模」的伯納德( Bernard of Clairvaux, 1089-1153 ),是聖徒中的聖徒,但他直接促成了第二次十字軍東征。聖法蘭西斯( Francis of Assisi,1182-1226 )是位和平主義者,但他也參加了第五次十字軍東征,只是沒有參加戰鬥,而是去向伊斯蘭教的首領傳福音。由此觀之,十字軍並不是單一的現象。如果你問當日的這些聖徒,對十字軍的整體觀念為何?他們應該還是認可的,至少是默许的。甚至神學家阿奎那,即使在他的時代十字軍已經走下坡,他仍為十字軍辯護,認為其原則是對的。

作為基督徒,我們應當去理解十字軍究竟是怎麼回事。

兩個概念

首些,有兩個基本概念需要澄清。

關於早期穆斯林國家的政教關係,有一點需要特別注意。穆斯林把其他宗教分成兩類,基督教和猶太教屬一類,因他們也讀神的「書」,所以被稱為「書的子民」( People of the Book ),與拜偶像的人不可同日而語。拜偶像的人是要消滅的,但基督徒、猶太教徒只是迷途的羊,還可挽救。

「義戰」與「聖戰」在概念上也需要區分。「義戰」是指不得已而為之的戰爭。對戰爭本身,基督教的神學一向不持積極態度,認為只在迫不得已的情況下才可進行。為了公義等原因不得已而為之的戰爭,就是「義戰」。既然基督徒做所有的事情,都是為了服事上帝、榮耀上帝,因此「義戰」也可視為上帝的使命,是行善,不是作惡。「聖戰」則是以積極的心態去從事戰爭,把戰爭行為直接視為上帝的使命、上帝的呼召,為了上帝的國度去打仗。

一般人常把「十字軍」與「聖戰」相連,但前面提到的幾位中世紀大人物,卻都把它視為「義戰」。

歷史背景

在此稍微介紹歷史背景。從文明的程度上看,當時的拜占庭帝國(東羅馬)是老牌帝國,相當於那時的宋朝,文化發達。而穆斯林興起了幾百年,正值中興時期。就文明衝突而言,當時相爭的是拜占庭與穆斯林;就當時的基本國際形勢而言,拜占庭的國勢在走下坡,穆斯林氣勢正旺。

再回顧一下伊斯蘭教的崛起之路。在伊斯蘭教之前,敘利亞、埃及、北非、西班牙,都是基督教的勢力範圍。早期基督教的五大城市是耶路撒冷、安提阿、亞歷山大、君士坦丁堡和羅馬。而伊斯蘭教從第七世紀初發展迅速,幾十年間便把東方教會(除君士坦丁堡之外)、和西方教會(除羅馬之外)的大部分地區都攻下了。第八世紀,伊斯蘭教還征服了西班牙半島,後來歐洲的名將鐵錘查理( Charles the Hammer )阻攔了穆斯林帝國北上,歐洲才沒有變成伊斯蘭教的地盤。

有人說,第一次十字軍東征,是西方基督徒因為受到威脅才發動的。其實西方所受的威脅並不是立即的,東方的拜占庭受到的威脅則非常實際。1071年他們在曼茲科特( Manzikert )大潰敗,連皇帝都被穆斯林俘擄。儘管當時東方和西方的教會和政治已經分家,但在東方有事時,西方不能不理不睬。第一次十字軍東征就是因為拜占庭的皇帝來求救,才發生的。

第一次十字軍東征

烏爾班二世( Urbanus II, 1042-1099 )1088年出任教皇,力圖改革教會。一般人以為中世紀教皇的權勢很大,但多數時候情形並非如此。烏爾班就任五年以後,才能去羅馬行使教皇的權威。不過他的確很有雄心。

1095年3月,拜占庭皇帝亞力克修斯一世( Alexius I )差遣使者到西方求救,於是烏爾班展開行動,和貴族商談,游說歐洲。他在克萊蒙特( Clermont )著名的講道,是第一篇呼籲十字軍的信息,內容有三個要點。最重要的一點為:主內的東方弟兄蒙難,現在是個好機會,展現我們在基督裡的愛心,況且聖城(耶路撒冷)已經失去多少年了,現在可以去收回來。第二點則強調穆斯林的野蠻。這說法可能有兩種原因,一是或稍有事實的民間傳說;另一則可能並沒有真憑實據,只是烏爾班利用了民間傳說,作戰前動員。第三點就是所謂的「聖戰」觀念。中世紀有煉獄的觀念,為死時還不夠上天堂標準的人「補課」。烏爾班宣稱,任何人只要為了上帝的緣故去把聖城奪回來,之前所犯的罪就既往不咎,煉獄不用去了。這個宣告產生很大的作用。

1096年十字軍出發的時候,場面很悲壯。那時生產力低下,道路不便。數千哩跋涉,無異一去不復返。很多人都變賣了家產,在服裝上繡了十字架;他們的整個心態就是為了上帝。那次征程傷亡很大;從物質上來說,他們所賺到的,遠不足以補償開始時的損失。

當時,有些人表現出基督徒生命美好的一面。一位貴族作出撒該式的悔改,把先前用不太正當的手段霸占而得的財產還給了原主。可以說,參與者都存著還債式的心態去冒險,並不是後來西方人探險式的心態。他們是為主、為上帝,去付上性命和代價。中世紀的人覺得,尋求上帝的救恩最為重要。只要有一個辦法可以上天堂,而且有教廷的認可,他們甘願為之丟掉性命。

古代戰爭有一慣例,攻下來的城市要立威,即是屠城。所以1099年十字軍攻下耶路撒冷以後,也這樣做。不過人數沒有流傳的那麼多。13世紀的穆斯林說殺了7萬人,十字軍當時的目擊者稱殺了1萬人,但現在學者估計,應該只在3千人左右。本文只想表明,十字軍並非殺人狂、嗜血魔。事實上他們進城後的第一天,就是屠城的那一天,是以公共敬拜作結束。所以屠城較應視為是古代戰爭中的常態做法,並非十字軍特別凶殘。

拉丁王國

當時穆斯林世界正逢內亂。十字軍之所以能成氣候,這是主要原因。其實從那時近東的情勢來說,十字軍只不過被視為一小群野蠻人,占據了一個不特別重要的地方。

占領耶路撒冷後,大部分十字軍都選擇回去,剩下的只有300多名騎士,2000多位士兵,不到當時還活著之軍兵的1/5,而存活者又只有出發時全軍的1/5左右。所以,「這些人來發財」之說根本不成立。留下的十字軍在耶路撒冷的統治方式,跟原先的穆斯林差不多,因為在當時當地行之有效的,就是那種模式。

那時烏爾班已經死了,他甚至沒有聽到耶路撒冷已被攻取的消息。攻城的主要英雄戈弗雷( Godefroy de Bouillon, 1060?-1100 )做了守護者,但他沒有稱王,因為他的目的是服務教會。一年後,他也死了。1113到1119年,是十字軍拉丁王國的轉折時期,掌權的法蘭克人想要擴張,卻打不贏穆斯林,只好縮回去防禦。

在穆斯林世界,比較正式回應十字軍的,是當時統管伊拉克一帶的贊吉( Zangi, 1084-1146 ),而其中還有一些偶然因素。那時拉丁王國和穆斯林各王國之間的關係,信仰因素的影響不大,更像政治上的合縱連橫。贊吉想將勢力擴張到敘利亞和巴勒斯坦一帶,因此在1144年攻取了被拉丁王國控制的埃德薩( Edessa )。這消息傳到歐洲,引起震動,於是產生了第二次十字軍東征。

那時距離第一次十字軍東征已經半個世紀。當時歐洲人認為,第一次東征勝利是神特別的恩惠,像是神蹟,可遇而不可求。他們並不好戰,因此這些年沒有再發動戰爭。但現在,上帝賜給他們的土地被奪走了,所以要有所行動,於是有了第二次十字軍東征。

這一次,歐洲的封建王侯(法王和德王)都要御駕親征。一方面表明他們願意犧牲──因為宮廷變動牽址重大,而什麼時候能回來,卻是未知數。另一方面,這樣的行動促成了歐洲民族主義的興起,開始凝聚民族國家的力量。

贊吉的繼承人是他兩個兒子。大兒子得到當時的伊斯蘭文明中心巴格達,小兒子努爾丁( Nuruddin )只好專注於取得巴勒斯坦,結果與第二次東征的十字軍對上。努爾丁取勝之後,聲望提高。但拉丁王國對他並不重要,他的雄心是伊斯蘭帝國。對他來說,基督教的真正壓力來自拜占庭帝國。

1174年努爾丁意外病故,傳奇英雄薩拉丁( Saladin )成為穆斯林世界新領袖的強有力競爭者。他雖然握有重兵,但人在埃及,而穆斯林世界的中心是巴格達和大馬士革,要占領這些地方才是文明世界的領袖。他要從埃及北上,就必須經過耶路撒冷。所以薩拉丁1177年就開始攻擊拉丁王國,1187年7月,他在耶路撒冷外圍的哈丁之戰中,奪得基督徒所寶貴的聖十字架,9月耶路撒冷就被攻陷了。

薩拉丁取城之後,並沒有屠城。但其實這是出於耶路撒冷守軍的要求,他們以血拼作為威脅。這件事並不表明伊斯蘭教比基督教更仁慈,證據是:薩拉丁事後並沒有把這點當成戊珓霽迭A反而為自己沒有屠城辯解,說是為了保護上帝的子民(指穆斯林)。似乎他是怕讓人笑話,說自己軟弱。

薩拉丁攻陷耶路撒冷,很自然導致第三次十字軍東征。在此不多談。

第四次十字軍東征

英諾森三世( Innocent III, 1160-1216 )上任時,教皇權達到巔峰。他熱心於收回耶路撒冷,對以前十字軍東征的失敗有很多反思。他下的結論為:首先,拉丁王國的基督徒有罪,因為把聖十架丟了;就像從前的以色列人之所以會丟了約櫃,是因為他們拜偶像,以致受到神的懲罰。此外,還有屬世的原因,包括組織差、錢不夠等等。

至於怎麼改進,當然首先要悔改,教會要改革。然後要嚴選軍事人員,指定教皇代理人。最後是發行贖罪券。以前靠捐款,現在則是摆明要人購買贖罪券。效果怎樣?一言以蔽之,成效甚微。1199年3月、12月,英諾森兩次到歐洲各地去呼召,王公、主教沒人理他。因為英法德都在內鬥。

第四次十字軍真正的組織者,與英諾森關係不大。他們在1201年4月跟威尼斯的商人協議,付8萬5千的銀幣,計劃載3萬多士兵,4千多匹馬。但到1202年夏,只有一萬多人到達出發地集合。這些人砸鍋賣鐵,還差3萬多塊。於是威尼斯的商人要求他們,去攻打自己的商業對手──扎拉(Zara)的人;但扎拉是位於基督教的版圖之內。這批十字軍果真去打了。英諾森知道了很生氣,要開除這些人的教籍。但打都打了,又能怎樣呢?

折騰大半年,到1203年翻春,塵埃落定,但給養又快吃完了。恰好這時候,來了一位被流放的拜占庭王子,聲稱叔叔篡位,所以要求十字軍幫忙救出父親,把叔叔趕下台,條件是自己上台後,會給十字軍提供豐厚的幫助。結果就出現西方基督徒打東方基督徒的一幕。但十字軍占了君士坦丁堡以後,才發現情形不對頭,王子的王位不穩,很快就被政敵暗殺。而十字軍突然發現自己地位難堪,索性破罐破摔,又進攻了一次君士坦丁堡。

總結來看,英諾森遠不像坊間想像的那麼強勢。英諾森所代表的教皇權力雖然已是最高,也沒有人聽他。1213年他開始策劃第五次十字軍東征,賣贖罪券。其實從前的失敗並不完全是錢的問題。到1216年他去世的時候,第五次東征都沒有成行。歷史上實際的第五次東征,是1219年發生的。

撥開迷思

十字軍是不是基督教的侵略戰爭?

若說十字軍是防禦,但跑到人家的地盤上去防,說不通。但要說十字軍是侵略,顯然也不是帝國爭霸式的侵略。

從文明衝突的角度來講,穆斯林其實一直占上風。以奧特曼帝國( Ottoman Turks )為例,在極盛的時期,它的版圖一直到維也納和威尼斯附近。事實上,1453年君士坦丁堡被攻取,拜占庭帝國完全被穆斯林滅了。(君士坦丁堡即現在的伊斯坦布爾。)而直到近代西方工業革命以後,穆斯林才出現頹勢。

十字軍貪婪?

過去有人認為,中世紀貴族的「紅二代」無所事事,所以才發動了十字軍東征。現在的研究從根本上否定了此點。事實上東征耗資巨大,導致了中世紀整個社會和經濟結構的變化。比如,賣贖罪券導致宗教改革的產生。第四次十字軍的醜聞,主要原因也是為了籌錢。第七次十字軍東征,費用是神聖羅馬帝國皇室一年收入的六倍。

而東征返鄉的人大多變成赤貧,很多人因此進入托缽(乞討)修會。雖然東征歸來可能一無所有,但參與的民眾認為,他們的靈命可以得到保障,所以還是願意去。當然,也有個別貴族發了戰爭財。

特別值得一提的,是迦密修會( Carmelites )的形成。據傳它是參與東征的一名騎士創立的,最初設立在迦密山,因而得名。這個修會特別強調默想式的禱告。中國家庭教會所推崇的一些屬靈偉人,如勞倫斯弟兄、赫忖狺H等,都屬這個修會。

十字軍殘忍?

對這個問題,首先要瞭解古代戰爭的一些情況。本文只想澄清,十字軍並不比同時代的人更野蠻。如果真要比較,可以說十字軍其實還算節制。那段時期在中東的戰爭,比同時代另一些地區的戰爭更有節制。這其實和十字軍的信仰有關。當然,戰爭總是野蠻、殘忍的。現今的歷史學家承認,十字軍並沒有那麼血腥,這也只是相對而言。

基督教和伊斯蘭教的衝突?

事實上,從穆斯林世界的文獻看,直到現代早期,他們對十字軍的戰爭都相當忽略。比如,對他們而言,伊斯蘭教的英雄不是薩拉丁,而是努爾丁等人,因為他們跟拜占庭帝國打,跟入侵的蒙古人打。去攻打十字軍,還稱不上英雄。

一直到1865年,穆斯林的文獻裡才開始談論「十字架戰爭」;1872年才開始對薩拉丁感興趣;到1898年,奧特曼蘇丹才開始談論「西方對我們的十字軍侵略」,1899年才有了第一部十字軍史。但1865年是西方啟蒙運動之後的帝國主義時期、殖民主義時期,一些西方人開始反省,因此有了這類說法。若說穆斯林是借用了啟蒙運動人士的辭彙,或许也不為過。

1948年之後,現代的以色列國誕生,這件事給穆斯林世界有了批駁十字軍的新材料。

順便澄清一個誤解,就是所謂2004年教皇若望保祿二世為十字軍道歉的事。事實上他不是向伊斯蘭教徒道歉,而是為第四次十字軍東征攻打君士坦丁堡的事,向希臘地區的東方教會基督徒道歉。

思潮的變動

從中世紀到啟蒙運動之前,對十字軍基本上是肯定的,認為它是對信仰的積極表達,並不是要去搶東西,而是賠本的買賣,把身家性命全投進去了。十字軍的精神是為著上帝捨去一切,為了制止公共的惡而獻上自己的生命。

當然,對十字軍也有批評和反思。在宗教改革之前,就有人對十字軍作反思,不過多半是針對技術層面的問題。到了宗教改革時期,反思則進入了神學層面,比如前面談到的政教合一、善等等。

從十七、十八世紀的啟蒙運動開始,對十字軍的評價基本上都是負面的。在宗教改革之前的文藝復興時期,和宗教改革時期,這種趨勢已有先兆。很多人文主義者,都是持反教會、反信仰的立場來批評。對他們來說,騎士是很滑稽的名詞,十字軍則是糟糕的、野蠻的、衝著錢去的。那個時期盛行的思想是宗教寬容,推崇所謂理性宗教。如此一來,十字軍自然成為壞的典範。他們舉出伊斯蘭教徒對基督徒的善待、寬容、沒有屠城等,作為對照,認為基督徒應當向伊斯蘭教學習,向東方的佛教學習。

啟蒙運動之後,十九世紀至二十世紀初的浪漫主義時期,又有另外一種思潮,是對啟蒙運動的反彈。啟蒙運動強調理性至上,浪漫主義則說,人不是完全由理性來界定,人有情感,更有宗教情感。這段時期自由神學勃興。左派人士(如馬克思等)認為,十字軍是一幫野蠻人,要去殺人、搶錢;但右派卻為十字軍辯護,說十字軍是好的。因為十九世紀盛行西方中心主義,帝國主義,認為殖民主義是好事,他們找到的先例就是十字軍。因此,右派主張十字軍是原始帝國主義、原始殖民主義,是民族主義的驕傲。

但二戰以後,全世界的思潮變成反殖民主義,尊重各民族獨立,反對意識形態戰爭。如此一來,十字軍就不僅僅背上野蠻的黑鍋了。現在很多人仍用這套標準來批判十字軍史。

二十世紀70年代後,有兩個原因促進了對十字軍的研究,即普世教會運動和911的刺激。普世教會運動導致從東方教會的視角來看待十字軍,911之後則開始從伊斯蘭教的視角來談。

結論和反思

在此要提兩個問題。第一是:思想和教育背景對我們認知的影響。筆者以前對十字軍歷史的認識,就像文章開頭那位提問的人一樣。甚至在讀神學時,教會歷史書上也語焉不詳,以訛傳訛。直到普林斯頓那次講座以後,筆者才開始對相關材料作深入的查考。

第二個是:信仰對我們生活的意義。十字軍行為的本身,對現代人而言,當然不適宜直接搬來應用。但值得思考的,是他們行為背後愛神的動機。他們採取的行動,只不過是信仰在當代的一種表達方式。其實,當今的信徒和他們有很多共通的地方。前面提到,中國家庭教會所重視的靈修根源,有一部分可以追溯到當年。那些信徒對神的委身、對屬靈之事的追求,至今仍然激勵著我們。中國家庭教會的韌勁,與這種靈裏的渴慕緊緊相連。這也是上帝奇妙的作為。


注:本文源自《恩福雜誌》,經刊主蒙允轉載,題目略有改動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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